第三章(4/10)

没有船。我只得在巴勒莫滞留了将近三个星期。我到处游览教堂,观光能平息我焦躁的心。不过我没参加当地的宗教仪式,对于这儿的基督教圣餐礼我一无所知。最后,我坐上了一条去马赛(注:法国东南部一港口城市)的船。在伯纳法奇奥海峡航行的一星期中我的心终于平静了。那时,我写下了“引导我吧,仁慈的光明”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整个航程我一直都在写诗。到达马赛后,我又动身去英国。因为无法承受旅途的劳累,我又在里昂(注:法国中东部一城市)滞留了好几天。当我再次动身,日夜兼程赶回到英国,回到我母亲的家乡。我的哥哥比我提前几小时从波斯(注:西南亚国家,大致是现在的伊朗)回来。那天是礼拜二。在礼拜天,也就是7月14日基布尔先生在大学布道坛上发表了立法训诫。立法训诫后来被命名为“全国教义”出版。我从没想过,也没把那天当成1833年宗教运动的开始。

《主教科顿的一生》讲了件人生中突然出现的转折点,科顿的整个命运瞬间完全改变了。当威尔逊主教死于印度兵变的消息传到英国,他的伟大的朋友泰特博士(注:时任伦敦主教)立刻想能不能为马尔伯勒的校长——科顿博士谋到这个职位。泰特博士用尽他所有的人格力量,向时任政府陈述了科顿的优势。因为担心科顿博士太谦虚,会推辞这个位置,所以并没有征求他的个人意见。由于一些这里不便说出的原因,这件事最后没办成,也就搁置了下来。直到有一天,有人突然通知泰特博士,如果科顿愿意的话,他还可以赴任。确实机不可失啊!当时印度政府政权更迭,在产生新的首相之前,时任印度国务卿的弗农·史密斯先生也就是现在的里威登勋爵代为掌权。伦敦主教用电报给马尔伯勒的校长发出了邀请。这对科顿平静的生活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太意外了。他惊得电报稿都从手里掉到了地上。他匆匆忙忙地从学校赶回家,又赶到伦敦。这是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很多人都会犹豫不决。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科顿并没有一点儿激动不安,这多少有点儿让人惊奇失望。在一切场合他都希望自己能像事不关己一样非常平静和冷漠,这也使他能简单地接受别人对他的评价,默默地接受他并不熟悉的情感和习惯变化。第二天,他见到了印度国务卿。国务卿的话简洁明了,却指出了他的机遇和责任。“我相信任命你为主教,是我为印度的利益、英国国教的利益和基督教的利益所做的最大贡献。”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科顿的脑海中,他把它作为主教的职责来激励自己。公平地说也正是这句话证明了他没有辜负主教之职。一个朋友跟我讲,有一天他在锡兰(注:印度以南一岛国,现名为斯里兰卡)的咖啡屋里喝咖啡,两个人走了进来和他共进餐饭。两个人的打扮看起来不像教徒,但和他们吃饭很愉快。我的那位朋友碰巧提到政府想在印度的哥伦布教区建一个大都市。要建大都市就得有教堂,有教堂就得有主教,而他就想当主教。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加尔各答主教,他可以帮忙。咖啡店是一个很奇怪、很蹩脚的会面地点。我的朋友那时还只是个传教士,他认为加尔各答主教既聪明又仁慈,可能会帮上忙,结果还真是这样。

我们也许还记得科顿的离奇死亡。他从花车上失足落水后,尸体一直没找到。可有位军官图章、戒指掉进河里后,立刻在那个地方立了个杆儿,雇了一个潜水员,把戒指捞了上来。你也许会想尸体比戒指更好捞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科顿死的那天早上非比寻常,他去过墓地做过祭祀,还在祭祀典礼上说:“如果尸体留在了荒野、战场或在其他无法举行葬礼的地方,出窍的灵魂也不会受罪。”这难道是谶语?

当人们回首往事,总能回想起好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个奇怪的故事讲,有个人上战场,威灵顿公爵为了他的安全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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