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国二十二年（1933）（4/24）
“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这就是“半个字”的电报。当时，三妹听了不做声，她心中有些不放心，万一沈从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车再到阊门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用白话写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话电报里，居然有一个“吧”字，这在当时真是别开生面。可惜电文还不完整，还缺少一个感叹号。这甜酒多么甜！真是“蜜”电。
这篇文章回忆那已遥远的，几被岁月尘埃湮没的温馨而美好的往事，原本是张允和要和三妹夫沈从文逗逗乐的，不料，在《文汇报》刊登的第二天，沈从文突然辞世，竟成了别样的悼文。
1933年，沈、张重回北平后，在秋高气爽的9月9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向亲友们宣布结婚。京城名媛林徽因和她的夫婿梁思成，特为他们送了锦缎百子图床单，给极为简单的婚房，增添了喜气。
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沈从文迎来了创作的**。人们把从此至1938年，视为他创作的成熟阶段。经过几年的探索，沈从文小说的独特艺术风格已基本形成，他对社会人生独具特征的思考及对小说形式多方的尝试和创新，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沈氏特别的风景。
1933年冬至193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边城》，便是这时的代表作。
《边城》呈现了湘西从一个闭塞的充满原始野性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风貌。小说于历史的运动、社会的嬗变、新旧的交替之中的“常”与“变”的纠缠、恩怨之中，表现湘西民性中的朴素之美和底层乡民的命运的苦难、人性的沉沦。
《边城》是“善和美”的悲剧。它与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着眼于崇高的毁灭不同，沈从文更关注普通、善良、美丽的翠翠们的命运。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所爱的老二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偏睡着了。他一气之下去了桃源。不久，她那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去世了。正如作者所说，小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说穿了，翠翠的悲剧是湘西乡民在抗拒不了的灾难和险境面前，所经历的祸患与厄运。用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
说起《边城》创作，不能不提1933年夏，沈从文偕夫人张兆和的山东崂山之游。沈从文与张兆和来到山溪边，见一身着白色孝服的小姑娘，一边哭泣一边烧纸钱提水。沈从文凝视良久，神情严肃地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个故事！”这便是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导因。当然《边城》又是沈从文的一个追忆、一个梦境。他第一次回乡探亲时，他少年时光乡村里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荡然无存。他在《沈从文别集·长河集》中说：“《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
沈从文把《边城》里的一些人物、风俗写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为之的，为了那一个他久久挥之不去的梦境。但明眼人会看出，“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有嫌恶之感”（《沈从文研究》）。这是一位叫山宝静的日本作家说的。
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题材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位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讲课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图。他发现同来青岛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达士自认是他们的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成了被医治者和奴隶。小说还贯穿了一位有点神秘的女人的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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