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父亲一家(2/5)
十二担(合一万八千市斤)小麦雇了一丁顶替去当兵。第二件是父亲患上了较严重的腰腿疼病。为了止住难以忍受的疼痛就以吸食鸦片烟来止疼痛。他曾一次用八担(合一万二千市斤)小麦,在当地姓苟的一家换来一大碗鸦片烟,其结果这一大碗鸦片烟却全是假烟。这两笔大的支出使家中经济受到了较严重损失,影响了全家人生活水平,由此也就引起了家人的不太满意。弟兄间,特别是妯娌间都私下在议论纷纷,于是大家提出了要另立锅灶的想法。
父亲是个明知人,在得知此情况之后,首先在征得二祖父母和大祖母的同意下,然后再召集来兄弟四人进行了心平气和协商。经协商最后达成了同意兄弟分居异爨过日子的一致意见。于是就在1948年的上半年,将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个大家族析为四个小家庭。不过在分家时,全家老少都还是在和和气气的气氛中分开。二祖父母自愿到我三伯父王英家过活,大祖母当然地就在父亲一家中生活。
当时分家之后,父亲这一家中有我的大祖母、父母亲和我们姐弟仨,一家共有六口人。分家之后的家境景况日如中天,日子过的甜甜蜜蜜。父亲本想着要让这甜蜜的日子长期的过下去,但有些事总是事与愿违。万万没想到好景的确不那么长久,其后就一件又一件的不幸事接踵而至,像是“洞庭湖上踩钢丝,凶多吉少。”灾难毫不留情有目的的接二连三的只降临在了父亲一家人的头上,因此此时的家庭日子过地真的像雪上再落层层霜那样的寒冷。先是大祖母1950年8月被坍塌的崖面土夺取了生命。刚刚过一年,接着就在1951年10月母亲英年病故,永远离开了她心爱的三个孩子和丈夫。这一系列的打击和挫折,让父亲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以至于再加上他早患的腰腿疼病使他身体健康越来越差。后来,时隔两年阳寿只有40年的父亲又于1953年6月撒手人环,“无可奈何花落去”,“一缕青烟飞天外”。此时只丢下10岁的大儿子我哥和6岁的小儿子我,永远地离我们而去。父亲的去世使我们这个家,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一切陷入了困境。
父亲一家人就是这样死的死,嫁的嫁(姐姐1948年9月20日嫁出)家破人亡。全家只留下我和我哥弟兄俩,从此我兄弟俩就过上了孤苦伶仃,受苦受难的可怜日子。也就从这时起,我兄弟俩的头上“名副其实”冠上了孤儿的“帽子”。
听我三伯父王英讲,说我父亲病重的那几年里,特别是快临终的最后一年里,为了止住他腰腿疼痛病就不惜一切代价,把家中的部分家产变换成鸦片吸食了,所以家产所剩无几。可是又据我哥王世仁的回忆,父亲去世的时候还是留有一定的固定财产。比如有几间土木结构的住宅房,几间药铺房以及里面的设施,还有榨油坊以及油坊里面的设施等等。这些财产部分由亲房们拿去用了或者变卖了;部分财产由旁人们趁火打劫拿走了;部分在1956年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时入社归集体所有了。
不管怎么说,我兄弟俩长大之后没享受到父母的遗产,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尽管兄弟俩没享受到父母的物质遗产,但对此在我的心中对任何人都没有过任何的怨恨,我以为这是我们的命,是天意。如《明·醒世恒言》中说的“万事不由人计较,一身都是命安排”。
用坏事可以变好事的马列主义,**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这道可以说是件好事儿。为什么?因为从1948年的“土地改革”开始到1949年的解放,再后来到1950年土地改革结束。这时如果说我们家还是处于家大、业大,那就在解放后“土地改革”时一定会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后来就参不了军、入不了党、更不要说提干了,也就是说不会有我今天儿孙满堂,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有时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