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杨炯:耻居王后,勇作百夫(2/6)
图书馆文书校对岗位,俸禄微薄,品级低微,与他少年神童的盛名严重不匹配。旁人寒窗苦读数十载方能得到的职位,他九岁成名,苦熬十六年才堪堪触及,巨大落差让他心中不平更甚。但这份官职,终究让他正式踏入官僚体系,得以近距离接触中枢朝堂,见识更完整的官场百态,也为他后续进入东宫、跻身崇文馆学士铺路。
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的数年间,杨炯依旧保持勤勉治学的习惯,校勘典籍一丝不苟,同时持续诗文创作,文风愈发刚健有力,摒弃时下流行的柔靡宫体,在京城文人圈层慢慢积累名气。他的文章辞藻雅丽,立论深刻,不追逐风月情爱,多论家国、礼制、边塞、民生,独特文风吸引不少文人赏识,其中中书侍郎薛元超,便是杨炯仕途上第一位重要伯乐。
薛元超身居高位,爱惜寒门有才之士,偶然读到杨炯的赋作,十分欣赏他的学识与文笔,永隆二年(681)主动向朝廷举荐杨炯,擢升为崇文馆学士。崇文馆专为皇室宗亲、高官子弟开设,学士身份清贵,能接触太子与皇族,远胜秘书省校书郎,是杨炯仕途第一次实质性跃升。
入职崇文馆不久,杨炯再获提拔,迁太子詹事司直。詹事司直隶属东宫詹事府,掌管东宫百官纪律、内务稽查,相当于太子身边的内务监察官员,每日随侍太子,有机会向储君进言,属于东宫近臣,实权与话语权远高于此前九品小官。多年蛰伏一朝翻身,杨炯终于摆脱底层文书岗位,踏入大唐权力圈层边缘,少年积压多年的抱负,似乎终于有了施展空间。
身居东宫,参与朝堂礼制议论,杨炯独到的经学见解多次获得朝臣关注。
仪凤年间,太常博士苏知己上书,请求大幅修改公卿以下官员冕服礼制,更改历代传承的礼服规制,朝中百官大多不敢反驳礼制官员提议,唯有杨炯提笔写下《公卿以下冕服议》,引经据典,从上古周公礼制、汉魏旧制逐条辩驳,清晰点明苏知己提议违背古礼、不合时宜,逻辑严密,论据详实,满朝文武无人能与之争辩,最终皇帝采纳杨炯观点,搁置修改冕服的提议,此事让杨炯博得了通晓典制、才思缜密的美名。
事业稳步上升的同时,初唐文坛迎来标志性合称——“王、杨、卢、骆,初唐四杰”。彼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诗文齐名,天下文人、市井百姓皆以此排序称呼四人,传遍长安内外。这个流传甚广的名次,在旁人看来只是顺口合称,无人深究高低,性格直白坦率的杨炯听闻后,却当众直言一句流传千年的评价:“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短短八字,瞬间引爆整个长安文坛与朝堂,成为后世争议千年的文人轶事。不少人据此判定杨炯恃才傲物、文人相轻,嫉妒王勃才华,不屑居于其下。结合杨炯生平、二人交往与后世留存史料,这句话实则远比大众理解复杂,绝非单纯嫉妒攀比。
先解“吾愧在卢前”
:卢照邻年长杨炯十余岁,早年成名,诗文底蕴深厚,年长且资历在先,杨炯素来敬重卢照邻的文笔与阅历,认为以自己资历,排在卢照邻之前心中有愧,是发自内心的谦逊,并非客套。
再谈“耻居王后”
:这里的“耻”
,并非鄙夷、看不起王勃,而是不甘心文坛固定排序将王勃列为首位,自认诗文革新、风骨立意不输王勃,不应居于第二。
更关键的是,杨炯与王勃私交极好,王勃溺水离世后,是杨炯亲手为其整理文集,写下《王勃集序》,序文中极尽赞美王勃才华,称其“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
,给予文坛极高评价,若真心轻视王勃,绝不可能耗费心力为亡友编撰文集、撰写推崇备至的序言。
杨炯不满的,是世人单纯以文采辞藻划分四杰高低,忽略四人革新齐梁文风的不同贡献。王勃擅长骈文、山水抒情诗文,才情灵动飘逸;杨炯专攻边塞、典制、言志诗文,文风雄浑刚健,开拓边塞诗写作道路;二人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