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6章 王建:浮沉七十载,寒士留千秋(4/5)
写作题材十分广泛。农夫、蚕妇、船夫、征人、工匠、妓女,三教九流,只要是世间真实存在的人,都可以成为乐府诗的主角。在盛唐诗歌里,这些人大多是被忽略的群体。盛唐诗歌主角,多是才子、将军、王公隐士。王建把文学的镜头,对准了千千万万普通小人物。
在文学理念上,他坚持诗歌要接地气。诗句力求通俗,避免生僻字,模仿民间歌谣的语感。但通俗不等于粗鄙。文字简单,结构精巧,叙事流畅,有很强的故事性。读他的乐府,就像在读短篇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千年之后,他的诗歌依旧容易被读懂。
元和末年,王建在朝中任职。但他性格刚直,不擅长官场钻营。他适合做一个体察民间的文人,却不适合勾心斗角的朝堂博弈。仕途一直平平,没有办法身居高位。不久之后,他离开京城,外放做官。先后出任陕州司马等职务。司马这个职位,在唐代属于闲散官职,事务不多。
官场不得志,反而给了他静下心创作诗文的闲暇时光。陕州地处河南西部,靠近黄河,地方风土,又给他提供新的写作素材。
随着年岁增长,王建的身体渐渐衰弱。晚年,他辞官,重新回到长安附近居住。晚年生活依旧清贫。史书对于他晚年的记载十分简略,连确切去世年份都没有定论。学界主流推测,大约卒于大和年间,享年七十岁上下。
从少年漂泊,从军十三载,中年落第,五十岁登科,历任小官,到老清贫一生。王建的一辈子,没有波澜壮阔的政治功绩,没有封侯拜相,在唐朝一众名臣之中,他的仕途履历毫不起眼。可在文学史上,他留下了厚重一笔。
安史之乱之后,唐诗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盛唐气象消散,诗人们不再一味歌颂盛世豪情。一部分诗人开始反思现实,关注战乱、苛政、民生疾苦。这场文学风潮,后世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很多人提起新乐府,最先想到元稹、白居易。元白二人大力提倡新乐府,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用诗歌讽喻时事,救济民生。但很多人忽略一点:张籍与王建,是新乐府运动非常重要的先驱人物。在元白大规模创作新乐府之前,张王就已经持续写作乐府诗,把底层百姓的苦难写进诗篇。
换句话说,张籍、王建,为后来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创作铺好了道路。
张王乐府,是一个整体标签,但是两个人的创作重心略有区分。张籍擅长写社会矛盾,战乱带来的家庭破碎;王建更擅长描摹各色底层小人物生存状态,捕捉生活细节。白居易的乐府,往往目标明确,专门写给朝廷看,希望君王读到之后,可以改良政令,讽谏意图非常直白。王建乐府,没有那么强的“上书”目的。他更像是一个人间记录者,单纯记录下这些普通人的人生,把他们的声音留存下来。
白居易写诗,力求老妪能解,追求通俗易懂;王建同样文字浅白,但叙事感更强,擅长讲故事。读白居易《卖炭翁》,一眼就能看到对宫市掠夺百姓的强烈批判;读王建《田家行》,静静读完农家一年的劳作,丰收却依旧贫困的现实,情绪内敛,后劲绵长。
《田家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开篇写丰收时节,农家男女脸上有喜色。麦子收好了,蚕丝织成绢。可这份欢喜,不是因为自家可以富足,而是估算产量足够上交官府赋税。只要能足额交粮,不用卖掉耕牛,不用进县衙打官司,田家就已经十分满足。
短短几句,写出当时底层农户生存底线。百姓所求,仅仅是免于牢狱、保住耕牛。没有控诉的呐喊,平静叙述之下,沉重的压迫感扑面而来。这就是王建独有的笔法。
他写征人,写女子等候远征丈夫归来;写养蚕女子日夜辛劳,丝绸成品之后,自己却没有好衣服穿;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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