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8/29）
别的。
创造社却把闻一多视为“同道”，甚至其成员。但闻一多却不想加入创造社。他很欣赏郭沫若的文学天赋，也肯定创造社田汉等人的文学成绩，但郭沫若与创造社无端地对文学研究会发动没有道理的批判，闻一多是绝不苟同的。故闻一多与郭沫若、创造社虽保持文学上的联系，并未引为志同道合的友朋。闻一多回国后，更多地与徐志摩和新月社有密切联系，与创造社没有直接联系。
闻一多与徐志摩甫一相见，即有好感。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到北京，在谋职时，与徐志摩“相见如故”，从此过从甚密。他频繁而有兴味地出席由徐志摩召集的聚餐会、茶话会、讨论会。8月9日，他参加新月社的茶话会，徐志摩、汤尔和、林长民等出席。两天后，他又参加了徐志摩组织的午餐会。参加者有胡适、丁西林、萧友梅、陈通伯、张仲述等各界名流。实际上，闻一多已走进北京由著名学者、作家等组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交圈。
还是在徐志摩的鼎力帮助下，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谋得编辑职务。闻一多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写这一谋职过程，见于闻一多8月11日参加完徐志摩午餐会后致闻家聪的信（《闻一多全集》）。
徐志摩问：“谋到饭碗否？”
闻一多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
两人谈到了“晨副”，徐志摩就说：“一多，你来办罢！”
后来，闻一多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担任了教务长，又借助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了《诗镌》。在这一阵地上，闻一多提倡新格律运动，已与郭沫若的《女神》诗风渐行渐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志摩等作家纷纷离京到沪。原计划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主编。但令人意外的是，闻一多1928年到武汉参与创办武汉大学。《新月》由徐志摩独撑门面，他又于1931年创办《诗刊》。闻一多刚由武汉大学转到青岛大学任教，即收到徐志摩的约稿信件。在徐志摩的催促下，闻一多创作了长诗《奇迹》，寄给徐志摩。见到《奇迹》，兴奋至极的徐志摩在《诗刊·序》中说：
我要说的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
徐志摩不幸在当年11月19日，因所乘飞机在济南上空坠落而遇难。闻一多闻之，似乎淡然。徐志摩在北京和青岛的朋友，闻讯纷纷到济南坠机处，去吊祭徐志摩。闻一多并未前往，为友人洒一掬悲泪。甚至，他连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章都没写。这自然为世人所不解。后来，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透露出一点端倪。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曾问老师闻一多，何故不写文纪念徐志摩？闻一多反问：“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闻一多的回答，显然言不由衷。浪漫的故事，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与方令孺也发生过。实际上，闻一多从1928年始，与新月社、徐志摩在精神思想、艺术旨趣上发生巨大分歧，他不到上海参与《新月》杂志工作，转而到武汉大学，即已表示与新月社、徐志摩分道扬镳。
1926年4月至1926年6月，闻一多主编的《诗镌》仅出十期。闻一多在《诗镌》努力提倡新诗形式中以音节的美配合形式美、文字美的新格律诗“三美”理论，对探索新诗继承传统和形式的多样化，是有益的。该年4月15日，闻一多致信梁实秋说：
《诗镌》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
自视自己是新诗理论和创作的领袖，并将《诗镌》的历史地位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等相提并论，就过于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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